织金县医疗器械

齐齐哈尔市社区

原标题:93岁廖老头捐款成“瘾”

十几年来,几乎每月都捐款,每次一两百元

1月14日,成都五块石车站附近,廖弟友在家接受记者采访。

廖弟友保存着自己1951年第一次捐款的证明: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献金证。

廖弟友捐款后保存的部分收据。

人物名片

廖弟友

年龄:93岁出生地:广安市邻水县廖弟友是成都铁路局退休职工,被称为“捐款爷爷”。十几年来,他几乎每个月都会捐出一笔钱,数额在100元至200元不等。

进入人生的第93个年头,廖弟友的眼眉一天比一天低垂。

在摔碎右膝盖后,他再也走不远了。每天坐在竹子编的椅上,层层棉衣把他裹得像个粽子,厚重的帽子把他白色眉须压折下来,他也懒得举手将它抬一抬。每天一大半时间都蜷在不到十平的老屋里,屋外,阳光灿烂,黑漆漆的屋里还开着灯。

好久没有记者来过了,院子显得有些落寞。

一段时间来,院子里隔三岔五会有记者来,有时候,来的是慈善组织的人,有时候,来的是街道办的领导。

他们来这里,是因为这位93岁的老人经常捐款。十几年来,他几乎每个月都捐款。对他来说,捐款就像吃饭喝水,没有捐款就觉得浑身不自在。

捐款成名好多人来看他

廖弟友的老屋,在成都五块石车站附近。顺着逼仄的巷弄进去,尽头处的三层砖瓦老屋摇摇欲坠,廖弟友和老伴就住在底楼。这些年,四下新楼盘如雨后春笋,老房子被紧紧包围。老院子里,上了年纪的邻居,一个个背手踱步。他们大多是最近才知道了廖弟友“竟然还有一个怪毛病”,他的这个“毛病”,让寂寞的院子来了不少慈善组织、街道办领导,以及很多记者。

村上和街道办的领导,带着毛毯和慰问金去看他。“有次一个领导给了我600块钱,我说可以捐给好多人了哦。”廖老眉头颦蹙,有些着急,欲言又止。曾有位小学老师拿来DV要拍他,并告诉他,回去会制成光盘放给学生看,让大家都学习他助人为乐。

1月3日,华西都市报记者来到这里,廖弟友正坐在他那张椅上打瞌睡,天气预报播完,他关掉电视。见有人来访,一下精神起来,满面笑容。

“你们来了,屋头小,对不起了。”老人扶着右膝好不容易起了身,嗓子里挤出几句沙哑的寒暄,又低头去搬小凳子。

坐定,他从常坐的凳面儿上,拿起两个塑料袋,小心打开。

盒子里有一堆药,还有一大叠单据,这些都是他捐款的凭证。

十几年来,几乎每个月,他都捐一笔钱,数额在100元至200元不等。几乎每笔捐款都有受款人签字。8个纸质信封中装着近50张粉红色的《感谢信》,或因对方遭受了水灾地震,或遭受着伤病伤痛,信的落款为各大公益救助团体。

看完这些,廖弟友又翻开荷包,小心翼翼掏出一个锡箔盒子,从中抽出两叠巴掌大小的泛黄的纸。笨拙地翻开,一张快要揉碎的纸上写着:“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献金证”,上边写着,捐献人为西南铁路工程局工总一大队三中队廖帝(弟)友,时间是1951年7月。

捐款成“瘾”到处寻找求助者

廖弟友频繁捐款,最早可以追溯到1976年。

那年,唐山大地震突如其来。这天,廖弟友在人民公园闲逛,看见有人在公园里设摊挂横幅,人群前面,摆了一个大红色纸箱。别人告诉他,这是在为唐山受灾人民募捐,他从包里掏出200元,投进箱子里。

“我也想做志愿者。”“不行。你可以捐款。”说着,他从志愿者手中接过捐款发票,以及一封粉红色的《感谢信》,信封右下角有单位名称和地址。他记下地址,之后他就时不时跑到那里,“有人需要帮忙,我就捐点。”

此后,他就常常跑到捐款点,有时候摸点钱出来,投进捐款箱。

1980年,廖弟友从铁路局退休。他有了更多时间,于是经常走街串巷,寻找需要帮助的人,红纱袋、助听器、水壶,是廖老出门寻人的“标配”。在街上看到乞讨的老人投5元,残疾人和小孩投10元。

“火车站乞讨的人多,骗子也多”、“庙里面乞讨的人多,小部分是真的”、“成都电视台三频道的求助新闻多,四川卫视的更多”、“成都军区总医院、成都消防总医院和成都市三医院最好找需要帮助的人”……

多年来,廖弟友积累了丰富的捐款经验。

他看电视,总盯着滚动播出求助信息,“有的我还没记完,它就过了。”为了不上当受骗,他通常会找到医院去一探真伪。若是真人真事,他就现场给钱,再让对方在小本本上签个名。遇到有人磕头道谢的,他都一概拒绝。

成都慈善总会工作人员严巧说,老人为了能送出去100元,会坐半天公交车,花半天时间去找人。

省吃俭用南瓜萝卜下稀饭

廖弟友的5个子女,都在成都干着普通的活儿。生活平顺,时不时来看他。

2014年,小儿子廖凤明看到新闻报道,才知道原来父亲“一直在做慈善”,并且从未间断。廖老一辈子都没听过“慈善”二字,更不知道它的意思。在他的字典里,只有“帮忙”。

一辈子捐了多少钱,廖弟友没有统计过。

实际上,他并没有多少钱,收入只是每月退休工资:2000多元。因为捐钱,自己过得很拮据,一日三餐,只能吃稀饭,配菜是豌豆、南瓜或者萝卜。烟酒早就戒了,嘴巴没味,就嚼几个蒜头。

后来,老廖被媒体报道了,他捐钱的事,邻居都知道了。

“廖大爷,有钱哦!又去捐了哦!”一进茶馆就有人开腔了。

“那些话,听了心头不安逸。”他嘴角瘪了瘪,委屈得像一个受了气的孩子。廖弟友认为,自己捐的自己的钱,“生不带来,死不带去”,帮助别人,别人心里有个念想。他也知道自己的一两百块,对于求助者是杯水车薪,但他还是坚持送钱,有时在去的路上就迷失了方向,找不到回来的公交车。但这都阻止不了他去捐款:“我有公交卡,肯定能问得到。”

廖弟友说他不想接受采访,考虑了一下,最终同意配合。他拉开棉衣,掏出一部翻盖手机,笑着告诉记者,这是孙女儿买的,还存了子女儿孙们的电话。

“等我死了,别人说起他们的父亲和爷爷,也不会是坏话吧。”一边说着,泪花在他短而稀疏的睫毛上闪烁。

面对面

帮助别人因为“吃过苦”

记者问廖弟友为何长年坚持捐款帮助别人?廖弟友说因为自己“吃过苦”。

1923年,廖弟友出生在邻水县梁板乡廖家槽,父母都是农民。4岁时,父亲去世,他成了家中独儿,母亲靠种地盘活生计。12岁那年,身子骨还没长整齐,他被送到重庆一家肥皂厂担油桶,后又被送到织布厂做学徒。每人每月织18匹布,从早6点干到晚9点,“18匹啊,织不完就没工钱。”他瞪大眼睛,周遭的压力似乎仍缠着他。廖家没钱让他读书,像当年大多数青年男女一样,他成了大字不识的“重庆漂”。

空了他就跑到街上给人扇扇子,扇凉快了,客人给他一分钱。或为在饭馆里兜售零烟,为讨好饭馆老板,他满堂跑,要么给客人端漱口水,要么倒痰盂。又或摘野柿子、桃子核晒干,到药铺子换钱。对他来说,红苕玉米面馍就是最香的一顿饭,一分钱一小坨的豆腐渣,可分成两天煮南瓜皮子吃。

在当时,一人吃饱,全家不饿。一年中,只有过年回去一趟。

1950年,经介绍,他进入成都铁路局,修筑成渝铁路。养路工、搬运工、看库房、守大门,几乎所有对文化要求不高的工种,他都做过。为了留在铁路局,他在一次检修考试中,抽换枕木累到吐血。

廖弟友还做过采购,但他只识数不识字,怕出差错,他不干了。“我文化不行,跑路,我总得行嘛。”每逢红白事,他常替东家跑腿,招呼客人,收集礼金,送信传话。他去林子里砍下竹片,削成条,粘上各色皱纸,做成花圈,以表心意。

齐齐哈尔市社区

最新文章
推荐内容